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之一、第一个同中国签订政府间贸易协定的西方国家、赫尔辛基奥运会是新中国第一次派运动员参加的奥运会、中国连续多年是芬兰的亚洲最大贸易伙伴…… 自1950年建交以来，稳定被视为中芬关系最显著特征。2017年，习近平主席访问芬兰时，两国结为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将双边关系推上新台阶。 经贸领域，中国是芬兰最重要贸易伙伴之一和企业重要出口市场。去年双边贸易额突破80亿美元，双向投资存量超过230亿美元。 据外交部介绍，访问期间，奥尔波将同习近平主席、李强总理、赵乐际委员长分别会谈、会见，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目前，两国有50余家企业代表报名参会，包括芬兰航空、芬兰矿业集团、港口机械领域先驱卡尔玛、食品业巨头菲泽、北欧联合银行等企业。 据中国商务部介绍，商务部将与芬方签署《关于加强中芬创新企业合作委员会工作的谅解备忘录》，双方企业还将签署多项商业合作协议。 除了加强双边合作，赫尔辛基还关注中欧关系以及俄乌冲突等国际热点议题，北京也希望通过此访增进双方在多边事务中的相互理解与协作。 有评论指出，在此背景下，作为欧盟、北约成员国，芬兰试图与中国加深关系，通过多元化外交寻求政治和经济替代方案，以因应复杂多变、不确定性加剧的国际环境。 去年冬，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外长瓦德富尔等相继访华；今年以来，前有爱尔兰总理时隔14年再次访华，随后英、德领导人可能接踵而至。 目前来看，欧洲部分对华政策已难以为继。经贸领域“去风险”遭欧洲各界反对，造成利益损失；拜登政府时期强化美欧对华协同施压，大搞意识形态化政策，现已弊端凸显，无法继续推行。 “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在重新定位自身在大国竞争中的角色。”崔洪建说，相比之下，对华关系紧张度、障碍和阻力都较小，因此在外交上可先行一步。 第三，出于现实利益需求。欧洲经济复苏需与中国合作，而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为双方合作带来机遇；加强与中国交流也可获取更大的自主外交空间。 此外，中小国家积极主动与中国展开接触也折射出欧洲内部正经历新的权力重组，说明中小国家不认为大国能完全代表自身对华利益与合作立场，而更注重开拓双边关系。 一方面，为应对全球变局，欧洲多国推进对华交流，聚焦经贸合作；另一方面，欧盟无情落下“数字铁幕”。比如，本月出台《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在通信、半导体等多个关键行业排除所谓“高风险供应商”，其中包括部分中国企业。 在崔洪建看来，看似矛盾的做法实则是欧洲“区块化”政策思路的体现，即不再以单一原则主导与大国的关系，而是对不同领域采取不同政策，延续了欧盟此前对华“三重定位”，即合作伙伴、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 一是解决遗留问题。如尽快妥善处理电动汽车领域的经贸摩擦以便“卸掉包袱”，并为后续解决类似争端确立模式，减少互信消耗。 “欧美关系变化尤其是格陵兰岛问题确实对欧洲刺激很大，会进一步强化欧洲的所谓主体意识，减少对美依赖。”崔洪建说，但是中欧关系切实走近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欧洲需要实现深层次观念变革、重塑政策和行动；二是中国需要精准判断并抓住双边关系中的积极因素和机会，并将欧洲视为主要行为体，而非大国博弈的竞技场。
